36個故事，該怎麼說

從一個絕佳的構想到一部電影之間，是一段漫長的距離，其中包含了許多技術層面的問題，許多團隊的合作，當然還有資金。這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一個好構想如果沒有被落實，雖然很可惜，卻是可以體諒的。

《第36個故事》就是這麼讓人覺得十分可惜。這部片有幾個非常精闢的構想，圍繞著「物品」與「故事」。和人們耳鬢廝磨、日夜貼近、度過漫長歲月的各種物品，本身就承載了許多沒有被說出的故事，這些物品都在等待一個魔法師，去召喚封存在物品內的故事，也就是一段屬於人們的記憶。

第36個故事，這個標題本身很吸引愛聽故事的人。說故事是一種古老的技藝，說書人把記憶和想像冶為一爐，拋出一個充滿懸念的開端，勾起聽眾的好奇，接著讓故事在眼前鋪陳，就像展開一幅色彩斑斕的織錦緞，經線緯線緊密交織，對比中有著和諧，每個細微處都耐人尋味，遠遠望去卻又渾然天成。一個好的故事應該就是這樣，不論這個故事如何呈現，不論是在廟口被說書人講述、在榕樹下的老人家對孫子講古、在書本上、報紙連載、還是電影。好故事的原則基本上是不會變的。

如果抱著聽故事聽個過癮的期待去看這部片，可真是要大失所望了。片中真正說出來的故事少之又少，充斥著故事的殘片，連主角朵兒薔兒姊妹的故事都說不完整，破片又拼不出一條完整的百納被，還留下邊緣沒有修剪的鬚鬚穗穗。本來看到那三十五個手工香皂，就會開始期待有故事可聽，但是卻雷聲大雨點小，馬達加斯加的魔鬼樹故事只讓我們這些觀眾聽了兩句，後面全部都是演員獨享。真是有點被耍的感覺。鳳凰城的男孩流淚變成仙人掌，這個故事意象十足，可是最重要的基本情節也缺席了。

這種故事觀一定會被人反駁：不覺得這樣很老派嗎？在經歷了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洗禮之後，我們還需要像十九世紀的小說家一樣，講一個滔滔大河般的故事嗎？我們還需要去遵守說故事的原則、非把情節交代清楚不可嗎？故事不能只是一種概念的媒介嗎？不能用自由的形式去表達嗎？

問題是，說故事的方式隨著時代演進，不代表過去已經醞釀成熟的方式就必須被拋棄。在電影中可以看到這種企圖，三度穿插受訪民眾回答問題的畫面，打破故事與聽者的疆界，化被動為主動，這是一種敘事技巧的演進。然而技巧是為了把故事說得更完整而存在，脫離故事本身的技巧，就只是空殼了。

其實電影中人際關係本身，就有許多值得仔細經營的部分。如果純粹從我個人對人心的理解來猜測，把這電影的情節當作真實生活中的人來思索，裡面的關係其實很有趣。現在就來把片中的主要人物關係來個「假戲真作」的想像吧：

朵兒姊妹與母親的關係：

這母女三人其實可以演出很精彩的家庭動力學。一個強勢的單親媽媽，一個乖巧的姊姊、一個叛逆的妹妹，她們之間究竟是如何形成這樣的互動？這背後就有一大堆戲了。媽媽的強勢對姊妹如何造成影響？姊妹又是怎樣接納與反抗？她們如何達到平衡？

一個看似賠錢的咖啡店，照理說應該可以是個很好的衝突引爆點，例如：強勢媽媽對經營方式的干預，如果在片中有更具體的行動，就可以讓觀眾體驗到那種霸道的愛。朵兒如何應付媽媽的干預，也可以顯示她的性格，角色的性格是推動故事的關鍵元素。如果這部分沒有交代清楚，故事的進行就顯得相當勉強了。

從朵兒後來選擇加入沙發客的行列去環遊世界看來，她原本應該是個乖巧、守規矩、服膺社會價值的女孩。受到媽媽的壓制，她努力扮演好女兒的角色，而將內心想要自由發展的渴望壓抑下來。直到有了咖啡館之後，這被壓抑的夢想才得到實現，這才能解釋為何她會那麼興奮的赤腳在咖啡館的地板上跳舞。媽媽對於女兒的自由，一開始必定會按照過去那種缺乏安全感的管束模式去唱衰，後來又怎麼會願意幫助她經營這個荒誕不經的夢，照理說就是電影情節可以好好發揮的地方。這部分經營的成敗，決定了電影的精彩度。所以只能很遺憾的說，這部電影實在不夠精彩了。

至於妹妹薔兒，如果能夠多一些細節把她性格的特色突顯出來，應該會是個非常有魅力的角色。她個性叛逆，對週遭事物有一種不在乎的神氣，看起來並不是個在主流價值中很成功的人，但是她的優點就是經常天馬行空的來個靈光一閃，提出相當有創意的想法。在這母女三人當中，她應該是讓大家跳脫框架、把關係或情況帶往新方向的那個人。她一定是家中的反叛者，跟媽媽之間的張力應該會很大。當她和媽媽起衝突的時候，朵兒可能就會成為那個在中間緩衝的人，或者成為痛苦的夾心餅乾。

朵兒和薔兒之間，應該也有某種程度的張力。朵兒會欣賞妹妹的叛逆、直率與勇敢，但是應該也會怨懟她的不負責任，甚至可能暗暗的嫉妒她能夠如此自由，不像自己那樣必須扮演乖女兒的角色。薔兒則會欣賞姊姊做事情的條理和務實，也依賴她解決自己和媽媽之間的衝突，但可能也同時認為她「假仙」，在媽媽面前裝乖，甚至暗中嫉妒她獲得媽媽較多的注意力。她們的感情建立在因失去父親而更強烈的相互依存、對抗母親的結盟、或許也包括分享心中的夢。

朵兒與說故事的人：

一塊手工香皂，代表一個城市、一段故事、一個對世界遠方的嚮往與流浪的夢想。擁有這些香皂的人，是個見多識廣、足跡踏遍世界的人。他的生活就是旅行，他的角色就是傳遞外地訊息的說書人。這樣的人會想要拋下自己擁有過的這一切，也許是一種對漂泊的厭倦，也許是看淡一切的徹悟，甚至也可能是一種萬念俱灰的放棄。到底是哪一種，片中沒有說明，甚至也沒有足夠的線索供我們猜測，因此也無法判斷他和朵兒的關係會如何發展。

除了上述的關係之外，咖啡店的客人們也都各有故事。透過他們對特定物品的喜愛，或者帶來交換的東西，照理說應該也可以說出相當精彩的內容。但是很可惜，物與人之間的關連、以及人與人如何透過物品而連結，這部分也完全沒有好好經營，物品抽離了人的生命經驗，變成空洞的道具。

咖啡館這個場景，應該是個人們互相交流的地方，交換物件，交流生命體驗，分享心情。這其中的點滴才是真正能夠吸引人、感動人的部分，而且，這才是這部電影企圖捕捉的城市生活樣貌。所以說穿了，如果關於生活與生命的一切，電影中都付之闕如，那麼到底這部電影想要傳達什麼？

如果說故事的技巧不足，就只能以輔助的方式讓觀眾了解。片中三次穿插受訪民眾對問題的看法，這三個問題都是與價值觀相關的問題，再加上片中不斷重複的一個關鍵字「心理價值」，非常努力的在告訴大家：物品的價值是由心理決定的，不是貨幣決定的。如果電影本身已經具備非常精彩的細節，用成熟的敘述方式告訴觀眾主角配角們大大小小的故事，那麼這些訪談片段根本就是多餘的干擾，不但沒有發揮任何作用，反而侷限了物品的意義。

看完這樣的一部片，忍不住要問：為什麼這麼一部關於台北的電影，拍得如此虛有其表？其實，這部片是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為了「城市行銷」而公開徵選的一個電影企畫案，是第一部由官方出資完成的城市行銷電影。所以這部片打從一開始，就肩負為台北行銷的重責大任。它不能只是一部劇情片，而必須兼顧行銷的目的。或許這就是讓靈感無法自由流動的原因。

根據導演蕭雅全的自述，他過去十年主要的工作是拍攝廣告，一開始也是以廣告的思維去分析台北的「產品特質」。儘管最後「決定電影仍必須由一個感性的故事來牽引」，但是把台北視為一個產品、而非生活場景的出發點，似乎限制了劇情的發展。當台北被抽空到剩下「產品」的時候，其中的人與生活就不存在了。

這並不是導演的錯。在拍攝期間，他就想過「促成富錦街周邊的社區互動，以電影中以物易物的想法，或是「時間銀行」的觀念（以等量的時間交換彼此服務，例如以2小時的鋼琴教學交換2小時的清潔或園藝工作等），來說服里長與里民參與」，這個構想若能成功，其實就是某種形式的社區組織工作了。假設真的往這個方向進行，把組織的過程用影像記錄下來，本身就夠精彩了。不就是人的互動與參與造就了城市的價值嗎？

由此可以思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，城市行銷，究竟是把城市推向國際舞台，還是把城市的靈魂抽空，只剩下觀光消費的空殼？當我們把自己當作商品放在別人眼前，我們又是以怎樣的價值去衡量自己這個城市、自己的生活？總算，在價值問題上，這部電影引發的思索沒有離題。